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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央視前主持人郎永淳醉駕引發的“代駕碰瓷”傳聞，成為備受廣大車主關注的熱點，也將代駕行業再次推上風口浪尖。數據顯示，2016年全國代駕行業總產值達154億元，其中最大的應用場景就是酒后代駕。

    新興事物的快速發展，引發了多方面問題的出現。在濟南，僅被交警部門“抓現行”的代駕酒后上崗行為就已出現兩起，其中一起是200萬元豪車被代駕開進積水熄火造成損失，平臺以“保險公司不予賠償”為由，拒絕承擔30多萬元維修費用……種種案例，將無監管部門、無強制性行業標準等亂象暴露無遺。

    面試熱點獨家解析：

    各地頻發

    黑代駕碰瓷“看人開價”

    郎永淳是否被代駕碰瓷，目前尚無官方明確說法。但代駕碰瓷這種行為，卻確有其事。

    近來，全國多地發生過類似案件。郎永淳事件出現之前，南京市公安機關提示過這種代駕版“仙人跳”。8月28日，南京市民王某在酒局散場后找了一名代駕司機。快到自家小區時，司機稱家里有急事提前離開。王某認為距離較短，不會出事，便自行駕駛，不料發生追尾事故，礙于自己酒駕，王某賠償對方近萬元。

    無獨有偶，揚州市的蔣某與朋友聚餐后用代駕軟件找了一名代駕司機，司機將其送到距公司約200米處時借故離開，蔣某自行驅車前往地下車庫，途中被一輛車刮擦，蔣某被迫賠償對方2000元。

    今年3月，河南省許昌市魏都區人民法院以敲詐勒索罪對一個針對酒駕人員實施碰瓷的犯罪團伙作出判決，該團伙內部分工明確，3個月先后作案6起，涉案金額7萬多元。

    警方總結作案手段時表示，這種騙局一般過程是，敲詐者兩人，一人穿代駕公司的馬甲在酒店、飯店附近主動詢問，如果同意就直接開始代駕。上車后，代駕會和車主交流，套取收入等信息，以便下一步“看人開價”。快到家時，代駕以有急事、不舒服等為由結束服務。車主一旦自己駕車，另一名同伙就會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再以酒駕為由逼迫車主私了。很多車主害怕涉嫌酒駕受懲處，只好“任宰”。年產值154億元

    野蠻生長滋生亂象

    目前全國各地對于醉駕案件均采取比較嚴厲的措施，醉駕案件被定罪量刑幾率非常高。代駕行業的出現，對減少酒駕醉駕發生起到極大推動作用，代駕市場快速增長。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市場上大致有200余種代駕軟件，服務覆蓋全國300多個城市。據清華大學法學院公法研究中心研究團隊于今年8月發布的《代駕行業發展白皮書》顯示，2016年全國代駕行業總產值達154億元，今年上半年我國互聯網代駕市場規模達29.65億元，其中最大的應用場景就是酒后代駕。

    另一方面，野蠻生長的代駕行業也成為亂象滋生的溫床，除黑代駕碰瓷外，其他各種案例也不斷發生。

    2016年7月12日晚，濟南市民耿先生通過e代駕預約了一位李姓司機，將車輛從鮑山中心幼兒園開往邢村立交橋附近。當天下雨，代駕司機將價值200多萬元的奔馳車開進道路積水中導致熄火，維修費用預計在30萬元以上。但e代駕卻拒絕承擔，只能給予金額較小的象征性賠償。對此，e代駕方面回應稱，由于公司購買的保險拒絕賠付，所以無法進行相應賠償。

    2015年5月27日，在工業北路壩王路路口，一名“酒代駕”被歷城交警大隊查處。起初代駕否認喝酒，民警連換3臺酒精檢測儀，都顯示酒精含量值為 32mg/ 100ml。這時，駕駛員黃某才承認“中午喝了點白酒”。黃某被處1000元罰款、記12分、駕駛證暫扣6個月。而在2014年7月，也有一名代駕司機酒后駕車被濟南歷下交警查處。

    南京市江寧法院今年審理了一起代駕糾紛案也頗具代表性。代駕司機把車開進水塘不幸溺亡，死者家屬將網絡代駕平臺告上法庭，后來卻發現，“有代駕公司的制服和工牌，但并不代表他就是代駕公司的人。”經過兩次審理后才發現，運營代駕業務、與代駕司機簽訂勞務合同、發放報酬的均不是網絡平臺，而是3家不同的公司。最后通過調解，看似與網絡平臺并不相干的勞務公司承擔了60.5萬元的賠償。

    “四不像”行業

    主管部門和行業標準缺失

    喝了酒還去干代駕、造成巨額車損卻拒絕承擔、隱藏在網絡代駕平臺背后的復雜勞務關系……不斷發生的案例，從多個角度暴露了代駕行業的漏洞。

    記者調查發現，目前代駕公司是在工商局登記設立的從事“非營運車輛的駕駛服務”的公司，監管主體并不明確。

    關于代駕行業監管，山東省工商局表示，工商部門主要依據公司法和相關法律法規，按照市場準入原則，負責代駕公司的注冊登記，經營范圍里說明提供該服務，但談不上對其監管。而交警部門主要對代駕過程中的交通違法行為進行查處。代駕服務與營運性質的駕駛服務有著本質區別，在沒有明確管轄權的情況下，交管部門也無法對代駕行業進行監管。

    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劉遠舉指出，有的代駕司機和平臺之間是直接的雇傭關系，有的是通過第三方的勞務合作關系。勞務合作關系非常復雜，代駕司機和平臺之間、平臺和第三方勞務公司之間、代駕司機和車主之間的關系，目前均沒有明晰的法律規定來界定。

    目前的代駕行業是個“四不像”行業，與運輸合同、雇用合同、承攬合同、委托（服務）合同都有點沾邊，但又不能歸于哪一類，因此運管、交警、勞動、物價等部門都難以插手去管。缺乏監管，致使“黑代駕”滋生，給交通安全帶來隱患，車主的生命財產安全難以保障。

    2016年9月1日起，由商務部委托中國汽車流通協會起草的《代駕經營服務規范》在全國范圍內開展試點工作。《規范》明確要求代駕司機要持證上崗，公司要有代駕責任險，代駕司機必須滿5年實際駕齡，公司的上崗培訓分理論和實操，學習要滿9個小時，理論學習中還將教授簡單的救護知識等。

    今年6月，《規范》正式發布實施。從內容方面看，對代駕準入門檻進行把關，并對監管考核機制進行了具體細化。但從開展試點、正式發布至今，代駕行業的亂象并未得到遏止。業內人士表示，該《規范》填補了部分層面的空白，但其只是行業內的非強制性標準，只能寄希望于相關企業自覺遵守，效果自然可想而知。而國家層面的制度規范依舊欠缺。

    擺脫無序

    合作治理或是可行途徑

    對于蓬勃生長的互聯網代駕行業，可以采取包容審慎的監管，但讓其擺脫管理無序的局面是底線。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余凌云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在“互聯網+交通”的背景下，通過“多中心、多主體、多層次的合作治理”，以實現規制目標，或許是可行途徑。

    余凌云表示，首先，代駕平臺要自我規制，作為一種內生性治理機制，平臺自我規制具有信息、技術、效率等方面的優勢；此外，代駕行業協會應起到自律作用；最后，政府部門要展開監管，在承認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以及行業協會自律價值的同時，也要看到市場機制不完善會導致“市場失靈”，公共利益可能無從保障。因此，在合作治理中，政府部門仍應適當發揮作用，對代駕行業進行監管，由于代駕行業涉及眾多管理部門，包括交管、工商、物價等部門，各個部門必須厘清各自職責，以免發生管理真空或扯皮。

    《代駕行業發展白皮書》認為，代駕行業在2003年至2015年期間，經歷了“從傳統代駕為主轉為互聯網代駕為主”的階段；2016年至今，代駕行業已經過初創期，正處于成長期中，經過前期的資本競爭，代駕公司進入壁壘相應提高，行業門檻提高時機已經成熟。

    北京律師協會交通管理與運輸法律專業委員會秘書長黃海波對此認為，目前，代駕行業在立法上沒有一個規范性文件，基本上是平臺和行業在發揮自律和引導作用，為避免有企業劍走偏鋒、放低標準，過度追求私利而損害公共利益，應當在立法上出臺相關規定，對平臺條件、司機資質、服務規范、事故擔責等問題，進行硬性規定。（記者 胡磊）

    媒體評論：

    代駕亂象亟待規范

    @澎湃新聞：郎永淳醉駕引起公眾對代駕業亂象的密集關注，固然是輿情搭車，卻也投射出代駕亂象之頻、輿論憤懣之切。這也難怪：設局碰瓷，無異于“趁醉打劫”；酒后代駕，分明是以讓車主免于掉坑的名義推他們“入坑”……亂象叢生之下，很多醉酒車主叫的是代駕，最終叫來的卻可能是“代價”，能不鬧心？亂象背后，是監管真空。“逢亂象必提監管”未必妥當，可在代駕亂象治理上，縝密而不失位的監管卻不可或缺：代駕對應著相對特殊的服務場景——車主和代駕是陌生人關系，車主醉后防范能力也會減弱。這些都決定了，防止被黑代駕坑，不能只靠車主及身邊人“多長點心”，也不能主要靠后置性的法律懲戒。

    @新京報：必須承認，由過去純個體戶參與的“黑代駕”，發展到如今代駕平臺和個體戶并存的局面，代駕市場已經有了相對更強的行業自律保障，今年6月起實施的《代駕經營服務規范》就是個重要標志。但行業內的非強制規范，并不能完全替代法律意義上的外部規制。一些核心問題，通過制定法規來確定才是筑底之道。如確定代駕市場的主管部門和代駕平臺的門檻，界定代駕司機與平臺之間、代駕司機與乘客之間、代駕平臺與乘客之間的法律關系，都有勞“看得見之手”的明確回應。畢竟，缺乏法律界定，不僅將制造大量的權益模糊地帶，實質上也將增加市場的“交易成本”。所以，無論是著眼于代駕市場表面的秩序規范，還是從行業長遠發展和形象構建的角度，在法治層面明晰代駕市場的交易邊界和規則，都很有必要。當然，法治化、制度化規范不是為了限制市場的參與和活力，而是重在明確規則底線，為代駕市場起到標準化的導航作用。這也考驗立法者與監管者的“包容審慎”原則。

    @華商報：即便將來確證郎永淳醉駕案并不存在“代駕碰瓷”，但此次經由郎永淳醉駕而延伸開來的“代駕碰瓷”的輿論聚焦和公共討論，仍提醒人們意識到代駕行業亟須規范這一現實需求。

    清華大學法學院前不久發布的《代駕行業發展白皮書》顯示，酒后代駕是用戶最大的使用場景，占比為97.8%，其次是工作勞累、商務接送、接送家人等需求。也就是說，在“醉駕入刑”和酒文化盛行的背景下，“酒后找代駕”已經很快成為一種普遍的消費習慣。但與此同時，代駕行業管理無序，漫天要價、盜竊財物、肇事逃逸等亂象頻出，這讓人不敢袖手旁觀。作為一個新興行業，代駕目前還沒有直接的行業規范。基于這一現狀，一方面，需要有車族把“喝酒不開車、開車不喝酒”的警句轉化成自覺行動，在非喝酒不可的情況下，一定謹慎選擇靠譜的代駕，正規的代駕公司相對更有保障些，另一方面，當代駕行業已經走過了野蠻生長階段，步入了成長期，為了行業健康良性的發展，勢必需要改變代駕行業的規范滯后和監管缺位的現狀。也就是說，到了給代駕行業立規矩的時候了。

    @青島日報：新生事物發展之初難免會有良莠不齊和泥沙俱下的情況，透視代駕亂象的背后，其規范滯后和監管缺位當屬根本原因。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一是行業門檻過低，從業人員的駕駛水平參差不齊，部分人員素質較低，甚至不乏沒有資質的“黑代駕”趁機渾水摸魚；二是行業管理缺乏應有的規章制度，尤其是監管主體缺位，導致管轄權模糊不清，這就造成一些代駕司機隨意收費或任意調價；三是對代駕司機缺乏必需的職業培訓和操守規定，尤其是缺失對遵循交通規則的再提醒和恪守道德自律的再教育。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遏制代駕亂象、確保代駕行業健康發展，必須從嚴格監管入手，將代駕管理置于有章可循、有規必依、違法必究的法治軌道。比如，擬制行業標準。為從業者制定無犯罪、無酗酒、無交通違法等不良記錄的基本門檻，通過嚴格培訓和筆試面試等考核環節，考察其駕駛技能與經驗，并要求其必須遵循相應的職業規范與職業倫理；明確主管部門，發揮行業協會功能，負責區域內代駕業務的運營管理；對違規經營的代駕人員和疏于管理的代駕公司，實施嚴肅的違法處罰和責任追究，不能讓違法者逍遙法外。

    @膠東在線：代駕行業亂象頻出不是偶然，而是一定條件下的必然。一是缺乏相應的法律法規和行業標準。代駕雖然解決了喝酒司機的燃眉之急，但目前還是一個“無主管單位、無準入門檻、無統一標準”的“三無行業”。由于沒有相應的管理法規和行業標準，導致代駕行業收費、人員進入、糾紛處理等都處于混亂無序的狀態。二是監管缺失。代駕行業也是個“四不像”的行業，與運輸合同、雇用合同、承攬合同、委托（服務）合同都有點沾邊，但又不能歸于其類，因此運管、交警、勞動、物價等部門都難以插手去管。缺乏監管，致使沒有資質和能力的私人代駕和黑代駕大量滋生，給交通安全帶來隱患，車主的生命財產安全也難以保障。

    筆者以為，雖然如此，但可解為成長中的煩惱。換言之，代駕可以形成一個產業，對解決就業，間接拉動消費有一定的推動作用。同時，一個健康良性的代駕環境對于我們今天普遍期盼的“誠信社會”、“和諧社會”也有裨益。因而，在我們這個“行政”資源基本掌握在政府部門手中，而市民和行業“自治”水平尚不是太高的“現實社會”，規范代駕行業，使其健康良性發展，政府及其相關部門不能袖手旁觀。而要做到這一點，就要針對問題，采取措施。行業標準和監管缺失是行業發展的瓶頸，分清主管單位、嚴格準入門檻、統一代駕標準，堅決向“黑代駕”說“不”，是亟須解決的問題。這牽涉到多方部門、關聯行業，還有法律法規的修訂完善。尤其代駕作為新興行業，既需要“包容審慎”，更需要規范性的法規，以及行業“國標”，還需要明確交管、工商、物價等部門在代駕服務監管中的職責，加強監管。同時，乘客也應擦亮眼睛，加強防備，免得上當受騙。唯有如此，替醉酒車主代駕的代駕行業才能不“醉酒”上路，代駕才能規范有序，形成良性運行的服務行業。